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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子非常清楚，民众的财产得到稳定的保护，成为恒产，他们才能拥有恒心，即成为克服时间偏好后的文明人。

由此至今阳明学的体用观未受到学者的重视，未被当成引人注目的研究主题。简单地说，在比较而分析朱熹与王阳明的哲学特色时，以体用观可以把握思想的根本分歧，这同样适用于对两者的中和说的解释，两者中和观的差异也可以为得到最清楚的了解。

这种概念建构方式的根据便是他的体用观，这可以从他对体用一源的理解中得到确认： 体用一源者，自理而观，则理为体，象为用，而理中有象，是一源也。而中和是指人的情感作用的一切过程，构成思想之情绪因素。二、王阳明的连续性体用观 如上所述，朱熹的划分性体用观显示了朱熹以分别为主的思考方式。而以用为其次的派生概念。注释： 1《王畿集》卷二《书婺源同志会约》。

本文又以朱熹与王阳明的体用观为基调，对于两者的中和说进行探究。然则所谓一源者，是岂漫无精粗先后之可言哉？况既曰体立而后用行，则亦不嫌于先有此而后有彼矣。反之，孟子说如果财产得不到保护，民众就会产生超高的时间偏好，即无恒产者无恒心，反正无论我怎么积累钱，马上就被石壕吏们榨取走了，我做好事积累口碑，马上被骗子利用还沦为笑话和反面教材，既然如此，那还是做坏事划算，至少偷一把、骗一把搞到钱马上胡吃海喝到肚子里面最实在。

孟子非常清楚，民众的财产得到稳定的保护，成为恒产，他们才能拥有恒心，即成为克服时间偏好后的文明人。（《张载集·经学理窟》，中华书局，2019年，第259页）。当时很多史官如董狐或者齐国的北史氏、南史氏之类，都是不避刀斧，也要坚持秉笔直书的，这是封建时代世卿世禄制度下，一个时代职业家族的职业伦理，这种世卿会考虑整个家族长远的利益和口碑积累，克服时间偏好，他们考虑的家族博弈时间线，动辄是以几百年为单位的，很长远，哪怕暂时吃亏，家中有人因秉笔直书被杀，但长远看却进一步积累了家族的良好口碑，对于未来更加有利。孟子主张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，即乡党、村社世代互助的小共同体，内部成员互相扶持一起积累未来。

无论是家庭、家族还是跨血缘的乡党、村社这些小共同体，都是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和博弈的人，因此博弈的时间线非常长，人们会考虑很长远的未来关系等制约条件，因此会克服时间偏好，不会像很多流民陌生人社会那样去作恶，爽一把就跑。他手下的罗恒、解思明等都劝他不要自称皇帝，而是称成都王、益州牧就行了，以诸侯身份向东晋称臣，就可以得到东晋的保护，从而长远地当诸侯，延续自己的家族。

到了宋代，随着中古时期贵族社会的瓦解，出现了更均质性和扁平的社会结构，在齐民之间身份更平等的同时，问题也随之出现，就是更平民化的家庭组织不像古代贵族家族那样，能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。所谓熟人社会作恶成本高，俗话讲兔子不吃窝边草就是描述这种小共同体内的作恶成本问题。而共同体瓦解、遍地原子散沙，或者多天灾人祸的地方，很难积累稳定财产，这些地区和人群就倾向于短时间的博弈，爽一把再说，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。如果和这些贵族世家动辄几百上千年的时间线相比，来自平民科考当官的家庭，时间偏好确实更强烈，只是倾向于考虑三四十年之计，哪怕当了一回宰相，也不过造一栋大豪宅，然后死掉，家产就被子女们分了，散沙化、原子化，如同一个美丽烟花，绚烂绽放瞬间，然后烟消云散，什么都留不下。

所谓数年天子，孰与百世诸侯，当几年皇帝，哪有当上百代诸侯好？但是李寿生自流民家族，有强烈的时间偏好，他竟然说朝闻道，夕死可矣，意思是爽一把皇帝就行（《资治通鉴·晋纪十八》）。很显然，有稳定的共同体、财产能得到保护的地区和人群，可以更好地克服时间偏好，积累美好的未来。既然称皇帝，那就是摆明和东晋作对，后来成汉被桓温所灭，也是咎由自取。由于会考虑家族世世代代职业的口碑，这些世官会特别讲究类似工匠精神的东西，如以史官为例，封建时代的史官特别讲究秉笔直书这种职业道德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史官整个家族和这一职业道德的绑定。

实际上，人类文明的诞生本身就是克服时间偏好的产物，因为从人的天性来说，都倾向于马上享受得到的事物，而将其进行储蓄留给未来，则需要克服本性，克服那种根深蒂固爽一把就死的原始本能。且如公卿一日崛起于贫贱之中以至公相，宗法不立，既死遂族散，其家不传。

在没有封建的时代，却能得到封建的好处，而避免封建的坏处。与李寿相比，同是东晋南朝的琅琊王氏，就非常聪明，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朝代不断变化，但琅琊王氏的地位却不变，以百世诸侯的身份延续了三百年的基业，而不是灿烂几年就灭亡。

这种关系，不仅仅是村社成员之间，还包括村社的领主，也和治下的村民之间凝结成世代博弈的关系，因此不会像后世那种只当三年就拍屁股走人的流官一样，具有超强时间偏好，赶快搞个大的政治工程然后升官走人，至于留下什么烂摊子不关他的事。要克服时间偏好，稳定的小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。而农业社会，必须克服时间偏好，忍着饥饿也要守着田里的谷物，留下一些储蓄作为来年的种子。世居其土，世勤其畴，世修其陂池，世治其助耕之氓，故官不侵民，民不欺官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说：民之为道也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，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这恰恰是帮助中央集权郡县制时代，克服时间偏好和彻底掏空地方的一种手段，保护了各个县一级的自治与长远未来。

宋代范仲淹留下的范氏义庄，运转九百年，堪称平民社会模仿古代贵族世家最成功的例子之一，这种动辄九百年的世家一定会强有力地克服时间偏好，而如果遍地都是这样的世家，对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。傅斯年也观察到，古老封建时代的官民关系亲密。

东晋时期的成汉君主李寿，在咸康四年（338）就曾经有一次占卜，得到结论是可以当几年皇帝。二 与这些稳定长远共同体形成对比的，就是流民散沙社会，陌生人之间博弈线条极短，因此往往具有超强时间偏好，倾向于爽一把就死。

因此，张载主张平民精英模仿先秦贵族，建立宗法，通过宗法手段建立起模仿古代贵族家族的共同体，这种共同体通过宗法手段获得长远的生命，尽量不散沙化，而是将散沙的核心小家庭团成宗族共同体。李竞恒，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。

张载认为，孟子推崇的世家、世臣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顶梁柱和凝结核，贵族世家的时间考虑范围非常长远，如周公动辄卜世三十，卜年八百，琅琊王导动辄卜得淮水竭，王氏灭，家族生命线与大自然河流的生命一样久远。只有在财产得到保护的前提下，自己一切给未来的储蓄——无论是多生几个小孩有助于养老、多收获了几担谷子换成铜钱储蓄、或者在村里帮助别人收获了良好口碑，这些才对自己的未来是有利的。汉代民间就有很多存钱罐扑满，刘歆《西京杂记》卷五描述说：扑满者，以土为器，以蓄钱，有入窍而无出窍，满则扑之。今骤得富贵者，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，造宅一区及其所有，既死则众子分裂，未几荡尽，则家遂不存，如此则家且不能保，又安能保国家。

当然，孟子还提出了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，即华夏社会受过绅士教育的精英士，无论在任何情形下都要保持克服时间偏好的能力，对积累未来负责任，即使是没有稳定财富，也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随波逐流，去骗去偷，而是用尽一切条件和努力去重建社会，让人们重新获得稳定的财产——即孟子所说的制民之产，然后去积累和储蓄未来。如果从教育小孩克服时间偏好的角度，我会非常鼓励教小孩要把好吃的留到最后再享用，而克服自己首先就吃最好葡萄的那种原始本能。

在流官的时代，频繁爆发农民起义，因为流官只对朝廷负责，反正当几年官就走人，时间偏好极其强烈，赶快搞个大工程，升迁走人，至于当地以后怎么样，关本官啥事？但封建时代，领主和属民的关系是以动辄几百年来计算的，因此双方的博弈行为模式都是最大化克服时间偏好，会考虑得非常长远那里的树林茂密，海港幽深。

同时，还是在这层意义上，我们也才能理解本书的现实意义，因为相比起梁启超的那个时代，我们毋宁是更严峻地在面对这样的关口。即使到了今天，见到自己的文明遭遇到亘古未有的打击，和痛心疾首的衰败，我仍毫不犹豫地认为，中国文化之最大的挑战性，仍在于它曾以活泼泼的长期存在，而雄辩地向世界各大文明证明：如不考虑路径依赖的殊别问题，也就是说，如不考虑其他文明的转型难度，那么，一个没有教会的世俗世界，不仅是有可能独立存在的，而且是有可能达到高度文明水准的。

——由此，它也就无可辩驳地向世界证明了：善于自我救度的、充满主动精神的人类，实则只需要一套教化伦理、提升人格的学术话语，去激发和修养社会成员的善良天性，就完全可能保证日常生活的道德判断，从而不仅维系住整个社会的纲常，而且保障人们去乐享自己的天年。好知不好学，其蔽也荡。否则的话，就像当代西方神学日益显露的那样，便会自以为已经从伦理本位获得了理由，去哪怕仅仅只是在假道德之名，就去编造出既超出认识界限、又拒绝理性解释的、只需要去闭着眼睛盲从的超越性存在。——对于这种由价值缺失所导致的真空，我曾在另一本近作中沉痛地分析过： 真正的要害问题在于，你如果只引导学生们去想，他们都只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，从天性中就只会追求物质利益，那么等他们进入社会以后，能不发扬这种恶的本性，能不利欲熏心、蝇营狗苟吗？为什么不去教教传统的义利之辨呢？为什么不让他们记住，正所谓不义而富贵，于我如浮云，所以即使在这个现代社会，也需要先明道义、后讲功利呢？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记住，正所谓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，所以即使有那样的物质条件，如果过分地放纵物欲和消费生态，也仍然属于一种道德缺失呢？ 事实上，只有总是由这代人去告诉下代人，做人就应当父慈子孝、泛爱众生，这个社会才能保持基本的祥和，而人们才能过得上善好的生活。

[5] 然而，对于同样置身世俗社会的我们，朱克曼紧接着的那一番描述，读起来却未必觉得意外或可疑，相反倒显得是千真万确、或理当如此的： 在天空澄净、绿草如茵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，很少有人提及上帝，也很少有人花费时间思考神学问题。——很显然，就不要说后人总结出的三达德（智、仁、勇）了，更不要说所谓知、信、直、勇、刚了，即使是由孔子率先提出的、借以收束具体德目的仁字，都并不具备学字的逻辑优先性： 子曰：由也，女闻六言六蔽矣乎？ 对曰：未也。

在这些与众不同的例外社会，宗教意味不仅没有得到强化，相反却日益单薄。那里民主制度健全，犯罪率世界最低，而清廉指数全球最高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，我还计划写出一本《论儒家之教》来，以其中次第相关的八章内容——即德教、礼教、乐教、诗教、史教、文教、书教和画教——来编织出整个的儒家生活世界。作者系浙江大学中西书院院长，敦和讲席教授。